由罗丹岛的医疗纠纷想到

一场医疗纠纷引出了发生在罗丹岛上一段深刻感人的爱情故事。但令我感触的,除了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还有就是这件医疗纠纷带给我的启示。

弗兰诺是一位有名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为一位慕名而来的女病人进行面部血管瘤切除术时,由于麻醉意外,那位女病人死亡了。由于当天他还有另外几台手术,他就派了手术护士向家属作了交待。但是家属对手术结果不能承受,向他提出了过失死亡诉讼。在收到患者丈夫表示想与他谈谈的来信后,他来到了美丽的罗丹岛。在见面地点,患者丈夫、一位悲伤的老人对他说:“我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弗兰诺说:“你妻子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只有五万分之一,是对麻醉的一种反应。这只能怪老天,陪审团会支持我的。” 患者丈夫问他:“五万分之一?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妻子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弗兰诺无言以对,患者丈夫悲伤地对他说:“我妻子死了……我们结婚43年了。”当弗兰诺气愤地回到旅舍,旅舍女主人提醒他:“你一味替自己辩解,你没有意识到,他失去了他的爱人,你是他最大的噩梦。” 弗兰诺愤怒地说:“我当然要辩解,他在控告我。”

然而当弗兰诺平息下来,又一次拜访患者丈夫时,他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患者丈夫低沉的缓缓道来:“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目光温和,她不想伤害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上学时我就认识她,她脸上的东西从那时起就有,我从未在意过,但她一直想要去掉,她说‘女为悦己者容’,她坚持要手术。我们在一起那么久她都没要求过什么,于是我就同意了,于是我们找到你。”患者丈夫对弗兰诺说:“你是地球上她最后见到的人,最后交谈的人,她的心里充满了仁爱和善良,你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你知道了。” 弗兰诺沉重地说:“我很抱歉,非常抱歉……”双方经过这样的交流之后似乎都得到了一种解脱。

这样的医疗纠纷,在我们身边似乎也不时发生着,好像我们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也和弗兰诺一样。诚然,我们医生承担了病人的生死和病痛,又要担负病家的种种感情,内心不免觉得很辛苦,这些感情我们无法不折不扣地承受下来。于是,我们选择了自我调适,为了淡化了痛苦的体验,我们有些医生选择了简单的应对方式,机械而公式化的应对有时也真的伤害了病家的感情。对于既成的事实,我们和病家一样需要正视,需要直面,我们有时是否自我保护、自我辩解过了头,我们是否真心而耐心地聆听过、体会过病家的情感,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是否能更温和而将之对医患之间的伤害减少到更低的程度。

试想一下,是否如果我们选择了承担病家情感的那份辛苦,我们同时也将感受另一种幸福,所谓“同甘共苦”,冥冥之中我们承担了某种东西、同时也必将得到另一样东西。记得在一次医院社会监督员座谈会上,有一位社会监督员就提出了我们医患之间的沟通方式是否能再人性化一些,站在病家的角度考虑地更全方位一些、更具体一些。通常,我们医生往往考虑的医学上的处理更多一些,从医学角度选择最有利于病人的处理方式。然而21世纪的医学模式又在悄然改变,一种身心二元模式更加值得我们医生重视。我们医生必须进一步开阔我们的知识面,在医学伦理学、应用心理学等等各方面再深入地学习,将之融合到我们的日常医疗行为中去。有时候,也许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但可能我们只要再多加一点同理的言语和表情,就能得到病家完全的信任和满意了,我们就缺了那一点“同感”。就像心理咨询那样,我们有时只要给与病家这份“同感”,其实他们并无需我们赞同,无需我们再多做些什么,我们的“同感”就能代表我们能够理解、能够体会,我们尊重他们的感受,我们和他们同样与病痛作斗争,这也许就够了。

邹  佩


字体大小       [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