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医·百人百事 | 疼痛科周海洲：从麻醉到疼痛的“治痛”之路

       疼痛科诊室的灯光柔和地落在周海洲的白大褂上，他正微微倾身，专注地治疗和倾听。面前的患者，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双手紧紧攥着衣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描述着那折磨了他疼痛……这样的开场，周海洲听过千百遍。每一个字里，都藏着疼痛刻下的痕迹：有辗转求医的疲惫，有屡次无果的失望，更有那份“是不是我想多了”的自我怀疑。

        每一个走出疼痛科诊室的人，身上或许还带着病痛，但心里已多了些东西——那是一份被看见的尊重，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和一片开始融化的“冰”。周海洲说：“医学治愈有时，安慰常常。在疼痛科，治愈和安慰，往往同时发生。”这或许就是一位医者，能带给这个世界最温暖的穿越。
        “痛，像冰一样化开了”
       50多岁的汉子愣在诊室里，四五年了，他从心内科查到胸外科，从推拿试到精神科，最后几乎相信自己“心理有病”。直到在周海洲的诊室，被一双精准的手按压住背后某一点，他疼得嗷一声，却在十秒后，第一次感觉到那片如影随形的背痛——“像冰在融化”。周海洲收回手，平静地说：“你的痛，我懂。你的病，能治。”汉子怔住，眼神从惊异变成狂喜，最后泛出泪光。
这一幕，是周海洲从麻醉科转向疼痛科后，无数个“冰融时刻”中的一个。他常说自己“没得选”——当年学麻醉，是专业使然；但后来选择疼痛，却是主动“闯”进了一片往往被沉默忍受的苦难之地。
       手术台边的觉醒，两个故事，一场转折
       2007年，周海洲大学毕业进入医院麻醉科，一待就是十几年。手术室里，他是“最冷静的人”，守护着患者在无意识中平稳度过生命最脆弱的时刻。转变发生在2019年。那之前，两个故事像两根针，刺破了他职业的“舒适区”。
       一个是关于亲人的痛。奶奶患上带状疱疹，水疱愈合后，疼痛却如鬼魅缠身。“皮肤不敢碰，衣服不敢穿。”电话那头，父亲焦急求助，身为医生的周海洲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我真不懂啊。”他四处请教，最终在疼痛科老主任的指点下，才为奶奶找到缓解之法。那一刻他意识到：有些痛，手术刀解决不了，麻醉药也无法根除。
       另一个故事，关于尊严。朋友的父亲癌症晚期，被重度癌痛折磨得日夜难眠。家人最简单的愿望是让老人平静走完最后一程，但却竟成奢望。当时还未专攻疼痛的周海洲，用麻醉科的技术为老人配置了镇痛泵。那一晚，老人睡了几个月来第一个好觉，家人也终于能守在床边，不是听着呻吟，而是看着安睡的面容。老人走得很安静。朋友红着眼说：“谢谢，他最后像他自己。”

       这两个“睡不好”的故事，让周海洲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很不划算”的决定：离开驾轻就熟的麻醉科，投身当时仍属边缘的疼痛诊疗。父母、妻子、朋友几乎一致反对——重新学习的时间成本、经济压力、拓荒的艰辛，都是看得见的难。他却说：“有些路，看着难，不走会更难。”
       一根细针，让“龙虾”直起了腰
       转型之路，从“懵”开始。“麻醉是让人安全地‘睡着’，疼痛诊疗是让人清醒地‘好好活着’。”周海洲打了个比方，“思维完全不同。”以前在手术室，他面对的是明确的病灶、清晰的流程；现在在疼痛门诊，患者一句“腰疼”，背后可能是椎间盘、小关节、肌肉、筋膜、神经等数十种可能。他像侦探，要在纷乱线索中揪出真凶。
最初的挫败感很快被一个瞬间点燃。那天急诊转来一位年轻工人，腰痛剧烈，整个人像煮熟的龙虾蜷在平车上，无法做任何检查。周海洲仔细问诊、查体，判断是腰椎小关节功能紊乱。他在超声引导下，将药物精准注入病变关节。针刚拔出，患者长长吁出一口气，身体缓缓舒展平躺。“不疼了！”年轻人不可置信地翻身下床，扭腰、蹲起，行动如常。一旁的工友目瞪口呆，随即爆发出赞叹。“在一声声‘牛逼’中，”周海洲笑了，“我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听见“哭声之外的哭声”
        在疼痛科待久了，周海洲练就了一双“听哭声”的耳朵——不仅是身体的哭喊，更是心理的呜咽。很多疼痛患者都有漫长而曲折的就医史，不被理解的痛苦往往叠加在身体疼痛之上。“你是不是想多了？”“检查都没事，忍忍吧。”——这些话，周海洲从不轻易说。他更常说的一句是：“疼痛不是你的错。”那位被背痛折磨多年、甚至去过精神卫生中心的汉子，就是被这句话接住的。当他从周海洲口中听到“你心理没病，确实是生理有病”时，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疼痛科医生最需要的，是洞察力。”周海洲说，“从繁杂的主诉里抓关键，通过双手触摸和患者反馈，不依赖机器就能找到病灶。”这种能力，建立在大量的学习和经验之上，更建立在真诚的倾听和共情之中。“疼痛科还很年轻，2007年国家才正式倡导建立。”周海洲说，“后来者想加个凳子、摆副碗筷，不容易。”他选择的方式不是硬碰硬，而是“温和地坚持”：积极沟通，广泛科普，用疗效说话，把竞争变为协作。他开展义诊、做健康讲座，让更多人知道“疼痛不用硬扛，有地方可治”。

       止痛，更是“治痛”
       在周海洲看来，单纯的镇痛如同扬汤止沸，找到病因、解除病根才是根本。这要求医生不仅懂技术，更要懂人心。“如何不被负能量消耗？”面对提问，周海洲的答案很简单：不断学习。“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越学越懂得敬畏。”始终保持同理心，站在患者的角度听那些“唠叨”“抱怨”，在那些不被理解的失落里，他反而找到了坚持的意义。
       当被问道：如果疼痛诊疗是一场革命，你最想改变什么？“我想改变一种文化——认为疼痛必须默默忍受的文化。”周海洲说。太多人觉得痛是正常的，老了就该痛，病了就该痛，忍忍就过去了。“但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病，需要也值得被专门治疗。”
       疼痛诊疗根植于传统医疗体系，不是革命，而是传统医疗体系基础上的创新，恰恰因为是创新，并没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可循可依，比如当下全国各地各级医院的疼痛科发展模式大致相同却又各有特色，如何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建立和保持医疗技术的同质化，是众多疼痛科同仁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比如心梗，北京的医生的放支架，南京的医生也是放支架，西藏的医生也是放支架。但一个带状疱疹神经痛，不同疼痛科可能会有不同的技术，有的做神经阻滞，有的做射频，有的做脊髓电刺激等等，如何建立同质化的医疗服务，是周海洲经常思考的。
       “我接下来的工作方向，首先要深耕青浦地区的慢性疼痛疾病，服务好青浦人民，建立良好的口碑，进而服务周边地区的患者。”周海洲说，“我最想改变的是目前患者有痛苦却求医无向，我们有能力却不为所知的现状。我觉得，疼痛科不以具体疾病为业务范畴，所以不要把疼痛科当成一个传统专科，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平台，或者说疼痛科就是一个平台，疼痛科为所有的临床科室提供特色的疼痛诊疗服务，例如外科无需手术或者不能手术或者手术后的疼痛患者，内科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者患者无法耐受药物副作用的疼痛患者，肿瘤科原发病治疗同时伴随疼痛的患者，内分泌科血糖控制良好却神经痛的患者等等。”
       这是周海洲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医学如何回归其最本真使命的故事——不仅是治愈，更是理解；不仅是止痛，更是找回那些被疼痛偷走的人生。

■菊若